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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階:紅色中國第一位公訴員——紅色中國國家公訴處和第一位國家公訴員考
時間:2020-11-12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程玉階:紅色中國第一位公訴員——紅色中國國家公訴處和第一位國家公訴員考

周建平

 

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近現代意義上現行檢察權的配置,公訴權和公訴人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探究人民檢察制度的發源,不得不提及公訴機構和國家公訴人,比照現行的人民檢察制度及其職能,筆者本著對檢察史負責的態度,在關于這一時期法律制度的資料闡述都少之又少的情況下,經過走訪調查和查閱相關史料,發現了目前尚無書籍記載,但有史料及證人證實的幾近湮滅于歷史塵埃中的湖北麻城乘馬崗人程玉階,他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檢察史上最早的國家公訴員,他當時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處長。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各地在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中先后建立了中央、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據地。1931年7月1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召開了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了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下設有革命法庭,在革命法庭中擔負人民檢察職能的就是國家公訴處,履行職責的是國家公訴員,根據《鄂豫皖區蘇維埃臨時組織大綱》(1931年7月)規定:“革命法庭:委員若干人,主席一人,內設A.審判委員會,正審一人,副審若干人;B.國家公訴員;C.辯護員。”孫謙主編的《人民檢察制度的歷史變遷》時指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革命法庭里設置的‘國家公訴處’和‘國家公訴員’的立法時間為1931年7月至10月,處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前,可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法制史上首次關于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的規定。”這與同一時期中央蘇區政府中關于檢察機關和人員的設立相比,略早了四個月。 ”四個月后,即1931年11月7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在江西瑞金召開了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制定了《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規定了檢察機構的設置及職權。

1931年7月前,除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還有無“國家公訴處”和“國家公訴員”出現呢?結合現有資料,答案是:沒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有的革命根據地所建立的蘇維埃政府根本沒有建立司法機關,沒有制定擔負檢察職能的法律;有的司法機關單一,很不健全,沒有承擔人民檢察職能;有的雖然司法機關和制定的法律能夠體現現行的人民檢察制度及職能,在司法層面上有關于“檢察”的規定,如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川陜革命根據地等,甚至包括中央革命根據,但其蘇維埃政權建設的時間以及司法檢察機關建立和制定的法律都要晚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1987年,老紅軍原總參謀部三部政委陳福初在其回憶文章《木蘭烽火》中寫道“我是1931年7月參加紅軍的,在紅四方面軍當過陪審員。參加紅軍前,我在陂安南縣少共工作,我們辦公室邊是革命法庭、縣農協和縣軍事委員會辦公室。”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權是自上而下建立的,陂安南縣蘇維埃(由湖北黃陂縣和湖北紅安縣南部組成)當時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的一個縣,作為一個縣級政權就成立了革命法庭,由此可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成立了革命法庭。

冠以“國家公訴”的概念在所有革命根據地中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是最早的一個。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它革命根據地的檢察人員都以“檢察員(長)”的稱謂出現,雖然檢察員的職責是行使預審、公訴檢察職能,但均未出現冠名“國家公訴員”的稱謂,也未明確國家公訴員的職責。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和‘國家公訴員’稱謂,在‘公訴’之前冠以‘國家’兩字,不是重復之詞,它能充分反映出檢察機關和檢察權的國家性質,值得高度評價。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建立后,雖然相對穩定,但也仍處在戰爭年代。為何當時會注意到檢察制度中的核心“公訴權”問題?

筆者認為,從時間上推斷,這也許與1931年4月張國燾、沈澤民和陳昌浩等一批留蘇人員來到鄂豫皖區有關,沈澤民和陳昌浩都在蘇聯學習過,了解蘇聯的立法和司法情況,他們將在蘇聯所感知的現代西方國家理念,引入了尚在發展中的革命法制,試圖以一種完善的法制體系來鞏固革命政權。同時,結合清末以來我國檢察制度的發展,沈家本在完成《刑事訴訟律草案》之后的奏折中開始強調檢察人員的“國家屬性”,即“曰檢察提起公訴。犯罪行為與私法上不法行為有別:不法行為不過害及私人利益,而犯罪無不害國家之公安,公訴即實行刑罰權以維持國家之公安者也,非如私訴之僅為私人所設,故提起公訴之權,應專屬于代表國家之檢察官。” 這一稱謂反映出的‘國家檢察’理念,對克服檢察權的地方化,幫助檢察機關實現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重要使命,有積極的意義。

既然找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那么是誰擔任國家公訴處處長呢?1988年6月2日,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戰斗過的戴季英曾經接受過一名記者的采訪,他回憶:程玉階是當時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的第一任處長。筆者在湖北省檔案館找到了1958年11月編撰的《麻城革命史料調查第二輯》等史料,其中有明確記載的關于程玉階的記錄:程玉階,又稱程汝階,湖北省麻城縣(現麻城市)乘馬崗鎮人,1928年4月參加革命,1928年10月,任中共黃麻縣乘馬崗區委書記,1931年7月任鄂豫皖區革命法庭國家公訴處處長。1931年冬犧牲。可以確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檢察史上最早的國家公訴員——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處長程玉階就誕生在湖北省麻城市乘馬崗鎮。

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麻城乘馬崗位于鄂豫兩省三縣(麻城、紅安、新縣)結合部,大革命時期,它是黃麻起義的重要策源地之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核心部分,先后誕生了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等主力紅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乘馬崗蘇區下設13個鄉蘇維埃,有29000人參加了革命,3800人參加了長征,誕生了王樹聲、許世友、陳再道、張才千等26位將軍和200位未授銜將軍和相當級別的領導,“三支半槍鬧革命,二十六將出乘馬”,乘馬崗的將軍密度為中國之最,是中國最大的將軍鄉,有全國“將軍第一鄉”之稱。這里很多村子幾乎與世隔絕,幾戶人家便是一個自然灣(灣是當地自然形成的居民聚集點,多為山區中自然形成的一塊能夠居住的高地),村民口音嚴重,通常將“階”發音成“該”。在這樣一個遍地是老革命的地方,要尋找一名1931年就犧牲的人的確切出生地點和家庭背景,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程玉階又是乘馬崗鎮哪里人呢?為了尋找這位檢察先驅,在漫長的走訪過程中,乘馬崗鎮發現有兩個程玉階。

作為一名愛好檢察史的檢察官,筆者受湖北省麻城檢察院指派,懷著滿腔熱忱先后多次來到乘馬崗鎮尋訪程玉階。蒼天不負有心人。在挨村挨戶的走訪中,2011年4月筆者在乘馬崗鎮肖家山村程家灣,見到了拿著族譜的程氏后人。這份修訂于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的《麻城程氏宗譜》記載:“程玉階生于宣統庚戊年三月十二日未時,在外從軍;父親程金國,程玉階有弟兄三人和一姐姐,大哥玉城,二哥玉松。女一適劉”。宣統庚戊年三月十二日即1910年4月20日,這是程玉階的出生日。乘馬崗鎮肖家山村在解放前是湖北省麻城縣(現麻城市)乘馬崗王福店鄉(十一鄉),這是程玉階的出生地。當地65歲的程隆清和87歲的陶望德證實,距離程家灣兩三里地的崗鋪巖灣就是程玉階的出生地。由于大革命時期幾戶人家的離世,那里荒廢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如今已不見人跡,唯有依稀可見老屋基腳,以及當年風水道士作法的道場。筆者在肖家山村村支書帶領下用爬山的方式到達崗鋪巖灣。在程家灣,程玉階的灣下侄兒程興桂回憶:聽我父親程玉朝講,程玉階祖上為風水先生,家境較好,我父親是程玉階的叔伯兄弟,他家還無償給五斗田我家種,他在二十年代參加紅軍,官至營長,他最后一次回家是帶兩個傳令兵到我家吃了一次飯,飯桌上他說王樹聲是他的團長,以后再沒聽說他的音信了,他家是從程家灣遷往崗鋪巖灣的,距程家灣兩里地,他大哥、二哥均早年去世,無后人。乘馬崗鎮乘馬崗村藕塘角垸人劉學勤證實:“我奶奶叫程玉寶,是乘馬崗鎮王福店鄉肖家山村崗鋪巖灣人,我奶奶有兄弟三人,兩個大兄弟是做道士,年輕時就不在了,三兄弟(即我的三舅爹)叫程玉階,參加了紅軍官至連長,到我家來過一次,我奶奶給了他一雙鞋,以后再沒有他的音信了”這個程玉寶就是程玉階的姐姐。

在有些文史資料中,程玉階又作程玉堦、程玉階、程汝階、陳玉皆(階),由查《說文解字》知,階通堦、階,義為臺階、等級的意思,階與堦、階可通用;由于當時的文化程度都不高,程玉皆(階)的程可能誤記為陳,如開國大將陳再道本姓程,因陳再道不識字,報名從軍后被記為陳再道,以后程再道一直用名為陳再道。

另一個程玉階是河南新縣檢察院的史料搜集小組在麻城乘馬崗鎮新村的地方發現的,他們聽該村村長回憶,村里似乎出過一個據說在革命法庭工作過的人。村長提供了一份家譜,記述:“程丁榮,字玉階,1900年出生,外出從軍,1931年犧牲。”村里的一位老人還回憶,是王樹聲(1905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將他的遺體送回了這個村莊。史料搜集小組成員判斷:從出生年份、犧牲日期,以及與王樹聲的關系來看,這很可能就是黨史上記載的程玉階,但是不能確認。

兩個程玉階那個是我們要尋找的呢?筆者認為,相比于乘馬崗新村的那一位程玉階,前一個更可能是后來的乘馬崗區委書記和鄂豫皖區國家公訴處處長。理由有四點: 第一,新村的本名為程丁榮,玉階只是字,而這個程玉階的名字明確見于族譜; 第二,這個程玉階比新村的晚出生十年,按照有記載的黨史是1928年參加革命,其時18歲,更符合當時一般參加革命的年齡,并因年輕而沒有留下后代,且王樹聲也是1905年出生的; 第三,這個程玉階家庭條件較好,這是在當時惡劣的生存環境下能夠讀書識字的必備條件; 第四,肖家山村村支書給筆者出示了一份該村建國前的烈士名單,其中程氏玉字輩的就有五人,符合當時參加革命都是兄弟齊上陣的情況。

程玉階的歷史在1927年左右開始零星記載:1958年的湖北麻城革命史料調查第二輯顯示,1927年“七一.五”后,麻城縣委轉移到乘馬崗等地堅持斗爭,革命處于隱蔽時期, 當時黃麻縣乘馬崗一帶就有自衛軍,之后改編為兩個隊:一隊由邱江浦領導,負責到白區搞軍需物資工作;一隊由王樹聲領導,負責各地郵寄。這期間,當地許多知識青年都在王樹聲的隊伍中參加了革命,程玉階就是其中一個。后自衛軍改編為赤衛隊。大革命及第一次起義失敗后,麻城黨的組織并沒有被敵人摧毀。 自1927年8月至1928年10月,程玉階就擔任中共乘馬崗委員會書記。1928年10月(亦說1929年3月),麻城乘馬崗農民協會公開時,已成立了區委會,區委書記是程玉階;1930年8月上旬,為促進與鞏固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勝利,鄂豫邊區特別委員會決定成立麻城縣行動委員會(1930年9月至1930年11月)于1930年9月成立,麻城縣行動委員會的職能相當于麻城縣委,程玉階擔任麻城縣行動委員會委員一職;程玉階擔任乘馬崗區委書記一直到他1931年冬犧牲,后李明望接任乘馬崗區委書記。

1931年的國家公訴人在做些什么呢? 這一時期的檢察工作在國家公訴處處長程汝階的領導下,其職責在1931年7月制定的《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組織及其與政治保衛局的關系》中規定得具體明確,即:“要研究(對)破壞蘇維埃政權法令之案件提起公訴。當法庭審問被告人的時候,國家公訴員要來證明案犯之惡。” 盡管從實體和程序上沒有現行國家公訴部門和國家公訴人職責規定的具體、詳細和完善,與現行審查起訴相比內容較為狹窄了一些(一般案件的只需要審判委員參加審判即可),但它均擔負了現行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出庭公訴的主要職責,它們的審查形式和審查內容是基本一致的。如1931年程玉階就曾出庭支持公訴赤誠縣(現商城縣)楊山煤礦經理高振武貪污銷售款1000元一案的法庭審判,這反映了當時的國家公訴員“積極運用公訴職能,始終是以檢察職能服務于革命斗爭,嚴厲打擊各種反革命組織和活動,組織革命法庭公開公正公平審判案件,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嚴厲查處革命工作人員貪污、浪費、腐化、放棄職責、徇私舞弊等職務犯罪和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 這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是相吻合的,這個案件公訴員職責規定與當代公訴中“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出庭支持公訴”的三個職責相符合。

程玉階在當時還出庭支持過哪些案件的公訴?這里有發生在1931年的兩件案子。一件是當時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一名司務長,利用采購物品和掌管伙食之便,貪污大洋20塊。工農監察委員會核查賬目時案發。該司務長被判死刑。另一件事是湖北省紅安縣箭廠河黃谷畈紅軍被服廠女工方某,經常偷偷將被服及針織物品帶回家,供自己和家人所用,群眾檢舉揭發,方某被處以死刑。 這些因無文字記載不能確定為程玉階所訴,但與他擔任國家公訴人的時間相吻合。不能否認的是,“國家公訴處”這個司法機構和其發揮的作用存在的時間應該并不長,它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存在的時間是一致的。而在1931年末發生紅軍內部的“白雀園肅反”和來自于國民黨政府的“圍剿”,不僅犧牲了程玉階,也將一些史實給掩埋了。

國家公訴權,是檢察機關的基本職權;國家公訴制度,是檢察制度的核心。盡管目前的史料不能查證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檢察制度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檢察制度的關系,但它們都屬于人民檢察制度的范疇,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和公訴員的設置,標志著國家公訴權的產生。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內部關于國家公訴員的規定,是現行檢察機關國家公訴人最早之淵源。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處長程玉階的歷史發現,其重要意義毋庸置疑,因此,可以說:人民檢察職能的國家公訴權的淵源出現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湖北麻城乘馬崗,其承擔的職能也是現行人民檢察公訴職能,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國家公訴員”是“國家公訴人”的最早淵源,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國家公訴處處長湖北麻城乘馬崗人程玉階是人民檢察制度的第一個國家公訴人。

總之,“飲水思源”,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國家公訴處和公訴員制度的建立,是人民檢察國家公訴人的最早淵源,其職責也是現行人民檢察國家公訴人職責的應有之義,反映了國家公訴權的主要內容,體現了國家公訴制度的主要精髓。同時,它播下了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特別是列寧法律監督與法制統一理論的種子,在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當中進行了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的啟蒙宣傳,為以后革命根據地,特別是新中國檢察制度的建立以及檢察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并對依法治國作了十分有益的嘗試,積累了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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